8月31日至9月1日，二十国集团（G20）在美国阿什维尔召开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会场之内，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失衡以及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等成为各方讨论的重点。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攀升、各方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会上从容亮出中国财金思路、内外双线统筹：一方面要在多边舞台回应国际社会对债务、贸易顺差的各类声音，抵制片面归责；另一方面也要对外明确释放我国中长期金融改革信号，把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清晰传达给全球各国。
在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看来，这清晰地传递出我国应对全球失衡与国内转型的政策取向：对外方面，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机遇；对内方面，央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营造宽松货币金融环境。
“整体看，我国在货币政策上坚持内需主导的结构转型与多边协调的国际立场相统一，政策取向清晰、预期引导明确。”娄飞鹏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多边共济应对全球经济多重挑战
在本次G20议程中，全球经济治理的诸多核心议题得到集中探讨。
潘功胜指出，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通过影响供应链、推升通胀、扰乱市场预期等因素拖累全球经济。他呼吁，各方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充分用好G20财金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
解决主权债务问题，潘功胜认为，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G20应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
“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潘功胜表示。
针对全球经济长期失衡难题，潘功胜表示，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家安全问题泛化、政策环境不可预期是近年来全球失衡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
为解决全球失衡，潘功胜提出，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削减财政赤字，提高本国储蓄率，顺差国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同时，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失衡应着眼于中期承诺。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做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
同时他对外明确释放信号，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在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全球失衡加剧的当下，此次G20会议清晰释放出中国选择以开放对冲封闭、以多边合作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核心态度。”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综合来看，这既回应了外界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关切，又把讨论焦点引向系统性方案，传递出‘多边主义不是选项而是刚需’的鲜明立场。”薛洪言分析道。
货币政策从数量到价格跃迁
相较于面向国际场合传递的治理立场，有关货币政策的表述，则更多落脚于国内政策定调。
潘功胜重申，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看来，这表明调控思路正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强调传导效率与预期引导。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一表态兼具对内稳增长和对外稳预期的双重功能。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货币政策以数量型调控为重要抓手，依靠调整信贷额度、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调节货币总量。伴随国内融资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单纯依靠数量指标开展调控的现实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今年以来，央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投放短、中、长期流动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支持力度。
从具体政策实践来看，在2026年6月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宣布了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重要举措。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至50个基点，确立7天期逆回购利率上下各加减25个基点的操作规则，并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短端利率调控由相对粗放转向精细化运行。
万联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徐飞在研报中分析称，利率走廊的收窄有助于短端利率中枢稳定，短端国债、同业存单等定价基础更加清晰，并向市场传递央行的调控信号，市场波动率有望下降。有助于更好地匹配银行短端流动性需求，降低资金跨季需求带来的成本波动。
中国银河证券宏观团队将这一轮改革评价为 “价格型调控的关键一跃”。
与此同时，央行增加公开市场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在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人民银行正“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同样在7月，首批DR基准利率贷款于海南自贸港落地，并逐步向更多地区推广。
在业内人士看来，DR基准贷款落地正是契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既定方向，推动我国贷款利率定价从“唯LPR”走向“LPR+DR”多元并行的新阶段。
“两类基准利率大概率将长期存在，形成‘中长期看LPR、短期看DR’的分工格局，最终推动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实现货币政策精准传导。”娄飞鹏补充道。
在政策顶层设计层面，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调“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这一国内顶层部署与G20多边场合释放的货币政策取向内外呼应，适度宽松并非短期应急手段，而是当前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既定政策基调。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进入2026年，外部环境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国际上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等因素明显增多，不确定性增强，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仍有必要。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下半年总量政策工具中的降息降准都有一定空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民企再贷款等主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在降价、增量、扩围等方面进一步优化，进而为提振实体经济增长动能提供有利的货币金融环境。
“‘适度宽松’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结构性发力，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和消费修复为着力点，避免重走刺激老路。”田利辉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中国以自身政策连续性对冲全球政策碎片化风险，这是负责任的政策选择。
总量工具保有充足余地，结构性工具持续迭代升级，改革框架与政策工具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当下我国货币政策完整的实施体系，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多重目标。
正如潘功胜在G20会上所言，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与支撑条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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